一、「自己人」其实是好几个概念#

以前我说起「想象的共同体」，多少带着点揭穿魔术的快感：看吧，民族不过是人想出来的。

后来才发现这是对安德森的误用。他用「想象」这个词，是为了解释一种共同体如何在素未谋面的人之间成立：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一辈子不会见面，心里却装得下共同生活、共同命运的图景。除了面对面的村落，几乎所有大型共同体都离不开这种想象——公司、大学、城市、行业，甚至「世界公民」，同样靠故事、符号和惯例维系。共同体确实由人建构，可法律、税收、战争、互助和牺牲照样借着它发生。¹

所以「中华民族是一种想象共同体」这句话本身构不成批评。更值得问的是：它被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把谁算进去，又把谁排在外？能不能容纳批评、迁徙和多重身份？什么时候用来组织互助，什么时候又把公共制度说成某个血缘群体的私产？

同理，「自己人」也不是一个开关。这三个字底下至少压着六种不同的关系：我在这里工作、消费、缴税，和公共预算有了往来；我能不能签合同、租房、就业、起诉，受不受平等保护；我能不能进入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我有没有投票权、参选权和影响规则的正式渠道；我能不能稳定地留下来，会不会因为失业、身份变动或者一纸行政决定突然失去生活的基础；以及最日常的那一种——邻居、同事和陌生人到底把不把我当「这里的人」。

而这六种关系，又分别挂在几套经常被混着用的概念上。国家和政府指的是政治法律组织及其公共机构，国籍指正式的成员资格，民族认同关乎文化、历史和共同叙事，而居民只是在某地实际生活的人。税交给政府，进的是公共预算；各项权利分别按居民身份、公民身份、居留类别和缴费记录划线；至于「谁算自己人」那层情感边界，落点其实在民族与社会认同上。「税给了日本人」之所以听上去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这几个概念之间滑得太快。

除此之外，还有最私人的一层：我如何讲述我自己。我可以只认出生地，也可以把语言、家人、朋友、职业、住过的城市、亲手参与过的公共生活都算进来。

小伙伴把这一切压成了一个总开关：日本人既然不把我当自己人，我交的钱就等于全给了他们，我也谈不上归属。我的习惯正好相反，我会把总开关拆成一排旋钮，一项一项看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该争取什么。前一种说法保住了整体性的情感体验，后一种更适合拆解制度。哪一边单独使用，都会漏掉东西。

二、他的不满有真实的落点#

先说他对的地方，而且要说到最强。

纳税和政治身份之间，确实存在一道裂缝。在美国，符合税务居民条件的外国人一般和公民一样就全球所得缴纳联邦所得税；日本个人税制的主要分类轴线同样是居住状态和所得来源，国籍的作用反而更复杂。² 可一到投票，边界立刻清晰起来：加州州级选举的选民资格要求美国公民身份，日本国政和地方选举的选举权也以日本国民身份为前提。³ 于是，「我长期生活、依法纳税，却不能通过投票或参选正式参与决定这笔钱怎么花」，就是一项严肃的不满，不该被当成矫情。

非公民当然还可以表达、倡议、组织，参与各种公共生活，但他们缺的是最正式也最平等的那一组权力。而政治参与权又格外特殊：医疗、道路、教育是具体的服务，投票影响的却是将来有哪些服务、谁能拿到服务、移民身份稳不稳。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项决定其他权利的权利。把这道缺口看成一张无关痛痒的清单差异，是低估了它的分量。

现代民主国家普遍把非公民居民和公民分开：前者承担大量共同生活的义务，后者保留完整的政治成员资格。这套安排有它的历史理由，也一直在被挑战。长期居民要等多久才该获得更多地方层面的参与？受政策直接影响的人应该有多少发言权？居留身份越稳定，把他们排除在外的理由是不是就越薄弱？这些都值得认真吵一吵。一些进步派团体和学者主张扩展移民与长期居民的地方参与、劳动保障及其他权利，这个方向我总体上是同意的。如果把小伙伴那句「交税却不算自己人」补成一个更严谨的版本，最该保留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用的是一句过度概括的话，但这句话收窄之后所指向的失衡确实存在。

第二件他没有说错的事情是：自我认同拦不住别人给你分类。房东、招聘者、警察、客户和同事眼里的「你是哪国人」，随时可能变成住房、工作、安全和晋升上的差别待遇。他那位同事的租房经历就是例子——照那份转述，姓名很可能被房东当成了判断出身的代理变量，一次外部分类直接落到了「能不能租到房」这种具体利益上。这足以让他的担忧拥有现实基础，但单个案例撑不起对整个日本租房市场的估计。

数据的口径大概是这样。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2024 年度对 7,621 名外国居民所做的调查里，17.4% 的受访者报告找房时因外国人身份遭到过歧视，14.2% 报告在工作中经历过，12.4% 报告在求职时经历过；与此同时，53.8% 的人没有报告问卷所列情境中的任何特别经历，另有 12.7% 表示自己遭遇过仇恨言论。⁴ 接近六分之一的住房歧视经历很难叫微不足道；而一半以上的人没有报告任何特别经历，也让「排斥是多数人的共同遭遇」站不住。这组数字既撑不起「日本人永远排外」的总判断，也不允许我把他的担忧全归为想太多。

顺便说，我在美国的轻松同样替不了别人挡住这种分类。皮尤研究中心 2023 年对亚裔美国人的调查里，「被当作不会说英语」「被要求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在公共场合使用非英语而受批评」这三种经历，美国出生者和移民分别有约 48% 与 54% 至少碰到过一种。⁵ 国籍、口音、住了多少年、心态多稳，都挡不住「永远的外国人」那层目光。

这就要说到第三件事：我的自在本身是有条件的。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十年，他在日本的时间短得多。语言、职业、朋友网络、法律身份和经济余量，都可能让我更容易把一次冒犯当成噪音，而不至于把它体验成生存警报。加州也确实为移民建立了不少劳动、住房、民权和地方执法方面的保护：州政府明确强调许多劳动保护不以移民身份为条件，住房规则把祖籍、国族来源（national origin）、公民身份、移民身份和主要语言列为受保护特征，州法还限制州和地方机构为联邦移民执法提供某些协助。⁶ 换句话说，在多数受加州公平住房法约束的房源那里，房东如果仅凭一个「听起来很外国」的姓名推测申请者的国族来源然后拒租，通常会有明确的投诉与救济依据。当然，法条存在少量适用例外，具体案子还要看证据和执行，纸面上的禁令保证不了歧视从此消失；但它至少给了当事人一套可以援引的语言和程序，而这确实会影响一个移民怎样感受自己与所在地的关系。

不过这只能解释我们体验差异的一部分，做不成「加州包容、日本排外」的国别结论。两地的政府层级、签证制度、语言环境和调查口径都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样本更是小得可怜。日本有面向外国居民的共生政策路线、咨询渠道和公共服务；加州的保护也有边界，州政策管不了联邦移民执法，而且从 2026 年起，部分移民身份的成年人已经无法新加入全范围 Medi-Cal，仍可申请的范围窄了不少。⁷ 说到底，我感到自在，可能既来自我的观念，也来自一组恰好对我相对友善的条件。承认这一点，我才能保住自己的经验，同时不至于把运气包装成思想境界。

最后一件，也是我最容易忽略的：人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不必反复证明自己的「我们」。

公共服务可以列成清单，被接纳这件事却有一部分换算不了。人在脆弱、疲惫或者遭到排斥的时候，会希望有一个地方不用先展示价值就能待着。家乡、国籍、民族和母语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们常常被体验成一种无需反复证明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有公共作用：关于集体行动的元分析显示，群体认同、对不公的感受和行动效能感，都与人们参与共同争取权利密切相关。⁸ 很多我珍视的制度保障，本来也要靠某种「我们」去维护；只讲独立的个体，公共制度不会自己从空气里长出来。

所以他想要一个确定的归处，这件事不该被嘲笑。他想回中国生活、把更多税收和精力投进自己最在意的共同体，完全可以是一个认真而自洽的选择。

三、税、主语、尺子和读心#

第一个问题出在税上。「我的税全给日本人了」这句话，在制度层面把好几类东西揉成了一团。

税进的是共同财政，支撑道路、消防、法院、公共卫生、行政系统和教育。一个外国居民每天都在使用其中相当一部分。日本的外国居民在符合条件时会进入公共医疗和养老金体系，外国儿童也可以免费进入公立小学和初中，接受与日本儿童相同的基础教育。⁹ 医疗保险费、养老金缴费和一般税收的法律性质各不相同，福利资格还受居留类别、缴费记录和具体制度约束，因此更不能揉成一笔「交多少、返多少」的账。

何况税本来就不给每个人逐笔退款。没有孩子的人也在为学校出钱，不开车的人也在为道路出钱，今天健康的人分担着病人的费用；公民同样在资助自己眼下用不到、甚至并不赞成的项目。公共财政承担的，是共同生活里的风险共担和集体选择。在这个框架里，外国居民既是出资者，也是制度的使用者和政策的承受者。把公共预算叫做「日本人的钱」，等于先在语言里把一起生活的外国居民清了出去。他担心的政治权利缺口依然成立；可要是顺势推成「外国居民什么权利都没有换到」，这句话就撑不住了。这两个判断需要同时放在桌上。

如果真要讨论「我交税，却没被当成自己人」，我更愿意一项一项地问下去：我因为税务居住、所得和消费实际承担了哪些税费，其中哪些其实属于社会保险缴费？我用着哪些公共服务，又符合哪些医疗、教育、养老和福利资格？哪些权利只留给公民——尤其是投票、参选和某些公共职位——这些边界今天的理由还充分吗？我的居留稳不稳，失业、换工作、组建家庭或者一纸行政决定会怎样影响它？如果因为国籍、族裔或语言遭到差别待遇，我手上有哪些申诉和救济的渠道？还有，哪些改革能缩短「长期承担义务」和「缺乏发言权」之间的距离？

第二个问题出在主语上。一个人当然可以把出生地、国籍和民族看作最优先的责任来源，然后选择回国工作、纳税和服务。可主语一旦从「我」换成「中国人」，论证就缺了好几块拼图。

为什么出生时拿到的身份一定压过后来建立的关系？一个人在异国住了十年，照顾当地的家人，和当地公司的同事合作，使用并维护当地的公共设施，参与社区和公益活动，这些持续发生的相互依赖同样会长出责任。故乡可以要求一部分关心，眼前一起生活的人也可以提出要求；两者怎样排序，没有一条只靠血缘或护照就能自动算出来的公式。

再者，缴税也很少是一笔自由选择的慈善捐款。纳税地点和范围通常由税务居民身份、收入来源及适用的税收协定共同决定，个人很难把法定义务随手指派给自己偏爱的共同体。真想额外帮助中国人，还有捐赠、投资、照顾亲友、分享知识、回国工作等许多条路。「帮助谁」和「依法向哪里纳税」有交集，却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第三点最有意思，因为在这里被驳倒的是我。

我把「帮助」理解成优先改善弱势者的处境，于是顺口说：回中国纳税也未必能把钱有效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中国人手里；公共支出里有教育、医疗、社保和基础设施，也可能有分配不均、低效和浪费；结构性问题这么庞大，一个热血个人能改变的部分相当有限。说到兴头上，我甚至讲成了「中国的分配制度很差，大多数税款可能都浪费了」。现在回头看，这又是一句跑得比证据快的总判断——没有预算构成、政府层级、项目绩效和受益人分布的数据，我不过是在用一种模糊印象替代分析。

他的回答是：只要税款里有一小部分真的帮到了中国人，那就是帮助了。你怎么知道它完全没用？

这一问击中了我说得太满的地方。个人解决不了结构问题，不能直接推出个人的贡献等于零；很多公共行动本来就是由大量微小贡献累积而成的。要是因为一票决定不了选举就拒绝投票，这套逻辑我大概也不会接受。他愿意为自己认同的共同体多担一点，这份热心和行动意愿值得认真对待。

不过，「多少有点用」和「比较起来更好」仍是两个问题。前一句只需要排除「必然毫无作用」，后一句还要比较替代选项和机会成本。税款进了总预算就具有可替代性，个人多交的一笔很难与某个具体项目逐元对应，政府也可能顺手调整别的收入、支出或借款；真要谈边际效果，得做反事实分析。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拿同样一笔税、同样一年工作、同样一份专业能力，去比较留在日本、回到中国、或者留在海外同时定向帮助故乡，各自会让谁得到多少好处。现实里，迁居会同时改变收入、税负、职业产出、公共服务使用和家庭消费，这场比较远比「钱进了哪国国库」复杂。而日本的税收所支持的，是他本人、其他外国居民和当地公民共同使用的制度；一个辖区的居民多数是日本人，受益者以日本人为主并不奇怪，人口构成本身证明不了财政安排不公。

说到底，「回国是否更好」取决于用哪把尺子。尺子如果是预算受益者里中国人的比例，回国纳税大概率更符合他的目标。尺子如果是对弱势中国人的边际帮助、公共支出的效率、所有受影响者的福祉，或者他本人能拿到的权利与保障，那我们手上的信息远远不够。回中国纳税会改变受益人的构成，却不自动保证分配更公平、效率更高，或者真能抵达他最牵挂的那些人。当然，如果他的目标里本来就包含「让法定义务和情感共同体保持一致」，那回国纳税本身就具有象征价值，按这把尺子，它完全可以是对他个人更好的选择——只是要再往前一步、主张它在财政效果上全面占优，就需要额外的证据。就我们当时掌握的信息而言，这项比较谁也没有完成。

更要紧的是，一种真切的个人需要，没法直接升级成所有人的道德义务。有人把单一而稳定的民族归属看得很重，有人能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安顿下来，也有人把职业、家庭、城市或者价值共同体放在更前面。只要这些选择没有把代价强加给别人，它们就都该有空间。

第四个问题，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犯的错：替别人写剧本。

那位台湾日本混血同事究竟怎么想，我们手上只有一句二手转述。「我已经在另一个 level 上了」，可以是说他早就把几重身份整合好了，可以是一句玩笑，可以是拒绝回答，也可以只是厌倦了向别人解释自己。小伙伴认定他很可怜，我猜他当时一脸懵逼，其实两边都在读心。

双文化身份也没有一条通往痛苦的固定轨道。早期的元分析发现，较为整合的双文化取向与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呈正相关；后续的相关与纵向元分析则认为，这种关联比最初报告的小得多，文化取向对适应差异的解释力相当有限。¹⁰ 两批研究合起来给出的结论很朴素：多重身份既推不出幸福，也推不出漂泊。歧视、语言、法律身份、社会支持，以及一个人怎样理解自己的经历，都需要一并考虑。

这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逻辑反转。小伙伴不满一些日本人用血缘或语言判定同事「不够日本」，可他随后接受了这套判定的结果：既然别人不认你，你便失去了归属。如果把外界的承认当成归属的唯一来源，排斥者反倒被授予了裁定他人身份是否完整的权力。

一个人当然可能因为外界的否认而受伤。关于多种族身份的实验研究就发现，被迫在单一类别里选边，会损伤一些参与者随后的动机和自尊。¹¹ 但「外界的否认会造成伤害」和「外界有权定义你是谁」仍是两回事。前一种伤害应该尽量减少，后一种权力不该拱手送给排斥者。

四、成就感不够的人，更容易迷上民族叙事吗#

终于轮到审判我最初那个用起来很爽的判断了。

它诱人的地方在于，它给我安排了一个相当体面的角色：小伙伴需要借民族身份获得价值，我已经靠个人生活完成了自我确认；他困在旧叙事里，我站在更高的 level 上。解释得非常整齐，也让解释者赢得太轻松。

心理学能支持的版本要窄得多。自我不确定性的实验发现，人在越不确定「我是谁、我该怎么做」的时候，越倾向认同边界清晰、内部一致的群体；¹² 关于「集体自恋」的研究则显示，在把普通的群体满意区分出去之后，较低的自尊与那种「本群体格外卓越、外界给的承认永远不够」的防御性认同相关，而安稳的群体满意更常与较高自尊和对外群体的宽容连在一起。¹³ 也就是说：当群体声望成了自我价值的替代品，外界一句轻视确实更容易被体验成对自己的攻击。

问题是这些研究测量的是自尊、控制感和身份确定性，跟职业头衔、收入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民族认同」内部的差别也同样大——安稳地喜欢自己的语言、历史和同胞，跟要求外界承认本群体优越、对质疑高度敏感，本就是两种心理形态。更要紧的是，一种统计上的可能机制，离对某个具体人的诊断还差得很远。我只凭一次聊天，既不知道他的自尊水平，也不知道这段感受来自工作中的排斥、身份的变化、对家人的牵挂，还是他一贯的价值观。何况归属本来也可能是一种心理资源：针对移民和少数群体的元分析发现，社会身份认同与较低的抑郁、焦虑之间存在幅度很小的相关。¹⁴ 人可以从民族共同体那里借来虚荣，也可以从那里得到语言、照护、记忆、责任和行动能力。

所以我只保留这个直觉的缩水版：当一个人反复借群体荣耀抬高自己、靠贬低外群体维持价值感时，个人层面的不安全感值得进入解释。仅仅因为珍视「中国人」这个身份、想回国、在意同胞，是推不出这个诊断的。

我还得防着另一种优越感：把流动、多重身份和世界公民气质排成更高级的人生，把需要故乡的人看成尚未完成升级的旧版思想。民族主义能制造等级，对「世界公民」气质的自我感觉良好一样能。那位同事说自己在「另一个 level」，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替他把这句话颁成某一派的奖章。

五、两种改造世界的方法#

聊到更深处，我和小伙伴的分歧就不只是怎样理解归属了。

当然，一次聊天暴露出来的只是侧重，概括不了我们完整的性格。他更常从个人路径出发：把自己的能力做强，争取更好的选择，然后用这份能力去服务别人。我更习惯制度路径：想办法构建一个更良善的系统，让不同起点的人都能公平、自在地生活。现实里我们两个都会同时走这两条路，只是排序和注意力有所不同。

他那条路最强的地方是行动感。制度很大，个人很小；把工作做好、照顾家人、回到自己愿意承担责任的地方、直接帮到身边的人，每一步都看得见。这也确实提醒了我：口头支持公平很容易，持续拿出时间、金钱和能力才难。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可靠的承诺，「关心全人类」有时候薄得像社交媒体简介上空洞的口号。

局限当然也明显。只靠个人升级，解决不了长期居民没有投票权、或者房东按推定的国族来源拒租这类结构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错位之类的系统性不公，更保证不了每个弱者都恰好遇上一位愿意服务他的强者。尊严一旦依赖强者的善意，就带上了运气成分；而起点的差异，本身还决定着谁有机会完成「先提升自己」这一步。

制度路径正好擅长处理这些。好的劳动法让老板的品德不再是唯一保障，稳定的居留规则减少身份焦虑，反歧视救济让受伤的人有地方申诉，政治参与让长期承担义务的人能够影响规则。制度的本事，是把少数好人的善意变成陌生人也可以主张的权利。

而制度的软肋也在这里。制度语言容易抽象，把「被接纳」翻译成一张权益表之后，我可能会低估人的情感损失。权利还需要组织、认同和长期投入来维护；如果人们不愿意结成任何有约束力的「我们」，再公平的制度也找不到愿意为它付成本的人。

这么看，两条路其实可以互相补足。个人能力让善意有机会做成事，公平制度让尊严不必碰运气，而共同体提供的是把个人承诺组织起来的语言。这个共同体可以是民族，也可以是城市、行业、移民群体、劳动者联盟，或者对全人类的认同。真正值得评估的，是它组织出了什么样的行动、怎样分配成员资格，以及有没有给退出和多重归属留下空间。

六、老胡中肯的结语#

回头看，我和小伙伴都需要把各自的直觉往后退半步。

他完全有自由珍惜中国人这个身份，也可以认定中国最值得他投入，最终选择回去生活。他感受到的政治权利缺口、外部排斥，以及对无条件接纳的需要，都可能非常真实。但这些感受规定不了所有中国人的义务，也不能替一位混血同事宣布他的人生残缺。民族共同体可以是他的归处，不必成为丈量别人的尺子。

我也完全有自由留在美国，把归属拆成许多种关系，把注意力放在权利和制度上。我那套分析能纠正「税款全送给某个民族」这类笼统说法，却没法靠一张公共服务清单消解被当成外人的痛苦。我对身份的松弛里，有观念上的选择，也有十年生活、职业条件、加州环境和个人运气给我的缓冲。要是我把这些统统归功于自己思想先进，那我就复刻了自己正在批评的那种等级想象。

何况这篇文章本身就有一处结构性的不公平：整场对话由我复述，是我挑了哪些话值得写下来，也是我一个人把自己的反驳来回补强了好几轮；小伙伴没有校样权，那位同事连在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前面每一处「他说」，都该读成「我听见的他」。我尽量把他的版本写到最强，可写得再强，也仍然是我替他说的。

至于那位同事，他可以同时是台湾人、日本人、两者都是、还有更多身份，或者干脆不想按这道题作答。他难受不难受，要由他自己说。「我已经在另一个 level 上了」，如果表达的是自在，我们该尊重这份自在；如果表达的是拒绝回答，追问也就该到此为止。尊重一个人，至少包括承认他对自己拥有解释权。

如果这场聊天还能重来一次，我大概不会把力气花在「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民族」上，因为这个问题里已经藏好了我的答案，问出口也不过是想让他把台词接上。我更想问的是：在日本这几年，哪一刻让你最清楚地觉得自己是外人？你想回去，是想回到某几个具体的人身边，还是想回到一种不必解释自己的状态？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公共支出让你失望，你的责任感会转向哪里？这些问题我替他答不了，也不该替他答；但它们比「谁该给谁交税」更靠近他真正不舒服的地方。

我希望的收尾大概是这样：一个更良善的制度，应当让人可以只认一处故乡，也可以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安顿；让长期共同生活、承担义务的人获得安全、尊严、公共服务和逐步扩大的参与权；也让民族、故乡和文化继续提供真实的关怀，同时少一点对身份纯度的审查。

家可以来自出生，也可以来自参与、关系和承诺。共同体的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让一起生活的人过得更有尊严。急着宣布谁不属于这里、谁永远是外人，只会让边界更加锋利，也让所谓的家跟着变脆。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写完了。只是我还是不知道「另一个 level」到底指的什么。也许这正是它的意思。

参考文献#